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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名宿周素园

     在贵州近现代史中，周素园是一位以才华出众、思想新锐、敢为人先而闻名黔中的政治人物。其一生之经历极富传奇色彩，办过贵州第一张报纸《黔报》；与友人创办贵州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自治学社”；五十七岁时，亲组贵州抗日救国军，自任司令员，跟随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新中国建立后，担任政府军政要职，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周素园亲历清末、民国与新中国的建立，在宦海浮沉达五十余年，历经政坛的风风雨雨，参加过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与近现代史中的许多政治名人有过亲密的接触，其经历丰富多彩，从一个面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特征。

    周素园，又名培艺，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诞生于贵州省毕节县一士人家庭。由于家道中落，父母就把殷切的期望寄托在周素园兄弟身上，希望他们通过苦读科举而入登仕途，重振家声。周素园少小聪颖，才思敏捷，由于痛感家庭的败落，发愤图强，志在功名。通过自己的努力，十六岁时他考取秀才。时值《马关条约》签订，“堂堂天朝”大国竟然丧权辱国，这一切犹如一场恶梦震撼了他的灵魂，令他痛苦深思，从而感悟到中国的传统教育已远远落后于西方列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中国之所以任人欺凌，关键在于“法古不变”。作为一位对国家与民族有着高度责任感的读书人，深思之余，他立志改良政治，寻求救国救民之策。

    观念的改变使他焕然一新，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洋务派人士使欧的随笔、维新派领袖有关变法的论著，以及有关西方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哲学、地理的书籍，这不仅增长了他的知识，而且扩大了他的视野，使他成为了“新人”

    为了养家糊口，周素园应友人阂华甫之聘，赴普安厅作幕宾。时逢云南巡抚林绍年调贵州任巡抚，行途中将在普安短暂停留。阂华甫想借此向林绍年上一条陈，向其建议治黔的几件大事。他深知周素园才华过人，识见精辟，叙事持论明白晓畅，于是请其代撰条陈。周素园就在条陈中加上了一条派遣学生留洋之建议。本来，派留学生不是一件新鲜事，早在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及两江总督刘坤一合奏就已提议派员出洋留学。之后，清廷出于政治的考量，于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颁布各省选派留学生须有定额的政策。林绍年是一个耿直正派、公正无私、具有历史眼光的封疆大吏，他在赴黔途中一直在思考如何能治好黔政，振兴文教，当他读到条陈时，没想到内容中有关派遣学生留洋之事正好与自己早有的想法暗合，再看到这篇条陈见解新颖，文字精炼，于是对人说道：“阂某人很留心时事，笔下很不错！”然而他并不知道条陈出自周素园之手。

     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十一月，林绍年入主黔政，下车伊始，发现贵州虽然已经办了大批新式学堂，但师资均为旧式教育者，新学有其名而无其实，于世无补。当他进而认识到：要改变贵州教育的落后状况，首先得解决师资的问题，于是下决心派员出洋留学，并饬令各县筹款，不准以财力支细为由而拖延不办。结果，就在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间，贵州全省共资送留日学生一百五十一名，从而开了贵州出国留学之先河。当目睹官厅选派留学生的通告后，周素园看到自己所拟定的条陈已成为现实时，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他立即辞去幕宾，前往省城准备应试。待考期间，受阂华甫推荐，进人贵州全省铁路矿务公司任总文案。公司的总经理李端棻，系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奠基人，戊戌变法的参与者、推动者及决策者。变法失败后，顽固派以李端棻“滥保匪人（指康、梁等）”，将其滴戍新疆。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李端棻遇赦返乡，痛感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愈加凶猛，国家的命运更加颓微，于是把培养一批具有新知识、新思想与民主理念的新人为己任，试图以此为国家和民族输送有用人才。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李端棻针对帝国主义垂涎贵州铁路矿产一事，认为“利益不可假人，民膏不可外溢”，便发起组建“贵州全省铁路矿务总公司”，发展地方工业。副经理于德楷（字仲芳）是一个思想开通的社会贤达，对地方教育、工商业及公益事业十分热心。李、于十分器重年轻的周素园，然而对他即将留学日本持有异议。本来林绍年与李端棻交谊不浅，保送一名学子出国留学对李端棻来说并不是件难事。然而李为什么不支持周素园出洋留学呢？原因是李认为他是个人才，在未来贵州发展中将大有作为。正因为如此，他极力挽留。为了解开周素园心中的疑虑，于德楷诚恳的对他说：“诸葛亮在隆中，不过自修，学成也须求用。你看贵州这一片偌大的荒原，亭台楼阁够你布置得下许许多多，只等工程师来设计画图。就让一百步，斩刈荆棘、平治道路的工作，虽在我们不学无术的人，也还能做的。须知创造历史，还是少不了无名英雄啊！”这一番话，言简意赅，字字在理，使周素园明白了两位老人的苦心，从而打消了他的游学梦。

     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贵州全省铁路矿务总公司停业。六月，在于德楷的资助下，周素园在贵阳创办了贵州第一份报纸《黔报》，旨在宣扬爱国主义，反对西方列强瓜分中国，进而唤起民众推行政治改革的理念。办报期间，他认识了以国家为己任的张百麟，使自己的人生与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在周素园心目中，张百麟是一位有“组织天才，有领袖容量”的非常人。张百麟当时正在筹办政党，有一次他向周素园谈及政党与报纸的关系时，中肯地说道：“报纸只能是政党的一部分，有了政党，（报纸）才能发挥大的力量。参与政治，也要以政党领袖的资格而出现。”但周素园认为他言过其实，于是说道：“你的理想虽高，但不切实际。我只办你说的一小部分，已经受了无限的艰难困苦。你的企图太大，哪有许多的人力、财力供给你？”张自信的又说道：“人呢，我已随地考察、联络，有了人，不患没有财。”就在《黔报》出版四个月后，张百麟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与志士仁人在贵州创建了“自治学社”。没有想到的是，《黔报》办了五个月另二十二天因经营不善而倒闭，然而周素园的声望却日益高涨，贵州巡抚庞鸿书亦视其为舆论代表，每有要事，“不惜殷殷下问”。

    自治学社是具有全省规模的资产阶级的政党，成员大都为知识分子，早期章程“以赞成地方自治之实行，达国家自治之希望”，宣布“本社以预备立宪，催促立宪为宗”。创建之初，张鸿藻为社长，制定社章，设立工作机构，政交等事由周素园负责，社务执行部由张百麟兼管。照张百麟的话来说，周素园负责“党的路线，党的事业；负责应付官厅、社会，并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为党谋生存发展。”

     随着国内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经远在日本东京的贵州人平刚的联系，自治学社成为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贵州分部、暗地进行反清武装活动。特别在镇南关起义、河口起义、广州起义爆发后，滚滚神州革命大潮来临之际，其主要策略在于组成新的武装力量，并夺取旧的武装力量。为此，张百麟与平刚“商量整顿贵州革命力量，预备起事”，两次与哥老会（帮会）领袖聚会，，又确定“以运动新军为第一要务”，派人到军中活动；与以陆军小学学生为主的“历史研究会”及“皇汉公”（帮会）取得联系，派遣社员赴省各地进行起义准备工作。周素园时任警务公所科长，负责运动警界的工作。

    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八月十九日（即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在其成功的鼓舞下，贵阳民众紧跟革命形势，在自治学社与宪政派的领导下，继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之后，于九月十四日（即11月4日）宣布独立，成立大汉贵州军政府。军政府由三部分组成：都督专管军政，公推新军教练官杨草诚为正都督，新军队官赵德全副之；行政总理主持民政，由周素园任总理；枢密院赞划军事、指导民政，由张百麟任院院长，宪政派领袖任可澄副之。这是一个联合政府，自治学社与宪政派共同执政，军队掌握在参加起义的新军军官手中，五路巡防由自治学社的黄泽霖统领。周素园不仅为行政总理、立法院议员，还是公推枢密员七人之一，可谓身兼数职，手握重权。

     贵州的独立，是一场兵不血刃的革命，然而新政权建立后，自治学社和宪政派为争夺权力进行了一场殊死搏斗。令自治学社万万没想到的是，军政府执政九十天后，宪政派伙同反动的“耆老会”头目郭重光，招来伺机而动的刘家团练，趁都督杨荩诚率兵北伐在湘之机，夺取政权，改组军政府，黄泽霖被杀，张百麟逃走，军政大权落到刘显世、郭重光之手。当时周素园因患伤寒，卧病在床，静听满城枪声，等待噩运的到来。民国元年（1912年）3月3日，唐继尧率滇军入黔，尽用宪政派、耆老会及兴义系军人集团的刘氏诸人，大肆捕杀革命人士，将贵州回复到黑暗之中。周素园凭借昔日的声望得以保全，然而得知何麟书、郭重光等将加害于他的消息后，在于德楷的劝说下，开始了流亡生活。

     在长达十年的流亡生涯中，周素园的经历十分复杂：经张百麟的介绍，他准备投奔陈英士，就在即将见面的当天，陈被刺身亡。之后，他又拜谒黎元洪，寻求解决贵州的问题，又逢袁世凯暴毙的消息，问题又不了了之。国会解散后，他又被“段祺瑞的灵魂”、时称“小扇子军师”的徐树铮延请，写过讨曹檄文，被曹锟骂为“混蛋”。正当周素园北京难以呆下去之时，恰逢1920年发生“民九政变”，统治贵州达八年之久的刘显世被黔军总司令王文华推翻。11月，王文华表示欢迎周素园回黔。周应邀移家上海，没想到的是次年3月，王文华在上海遇刺身亡。新任贵州省省长王伯群是王文华的亲兄，对周素园亦十分敬重，于是再次邀请他返黔参政。周素园应邀，结束了流亡的生活，举家返回贵州。

     然而贵州的情况令周素园堪忧，原王文华部下的何应钦与谷正伦为争夺黔军总司令闹得不可开交，这时突然传来“蛰伏香港的唐继尧，买进了大批军械，率领拥护他的队伍，假道贵州回滇”。对此消息，何应钦有些慌了。他立即与时任议员的周素园商量，请其带现任黔军总司令的卢寿拟一电文，然后又用省议会及各公团名义分拟一电，表达贵州军民一致反对唐继尧再次“假道入黔”的决心。并暗示云南内部争斗，贵州恪守中立；若唐继尧一意孤行，不顾贵州人民的意愿，黔军将与现任滇军总司令顾品珍联合，共同对付来犯之敌。唐继尧见贵州方面态度强硬，便知难而退，打消了此行。事后，何应钦不无感慨的说道：“几千里外的事情，你好似目击眼见，预料得一点不差。我知道，你在徐又铮（树铮字）幕府还要应付全国，代一省应付，自然是游刃有余了。”这几篇不战而屈敌之兵的电文，使周素园在贵州统治层的声望大增，随之他被聘为省府秘书长。

     何应钦与谷正伦的争斗最终有了结果。何应钦下台后，谷正伦的位子还没有坐稳，袁祖铭的“定黔军”在吴佩孚的支持下又打进了贵州。谷正伦见来势凶猛，只好仓皇逃避。袁祖铭登上省长宝座后，为了拉拢周素园，便委任其为政务厅长兼秘书长。民国12年（1923年）春刘显世在昆明就任滇黔军联军副总司令，唐继尧派其弟唐继虞为总指挥，以“护送刘显世回黔”为旗号，再次率滇军入黔，袁祖铭率部逃往四川。经历了无数的风霜雨雪，目睹了太多的政治争斗，在滇军还未入黔时，经过多次恳请，袁祖铭终于答应周素园“赐放还山”的要求。周素园终于退出了政治漩涡，于民国14年（1925年）回返毕节，此后十年，他闭门读书，熟读中外历史与资产阶级先驱思想家的的名著，并认真研究马克思列宁主

    义。民国25年（公元1936年）2月24日，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占领毕节，宣布成立贵州抗日救国军，由周素园任司令，中共贵州省工委委员邓止戈任参谋长。全军下辖三个支队，共二千余人。红二、六军团派政工人员协助各支队工作。贵州抗日救国军成立后，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打击土豪劣绅。红二、六军团继续长征时，年已五十七岁的周素园，毅然率领贵州抗日救国军一部分队伍，跟随红军长征，于12月到达陕北。中共领导人对这位怀着抗日救国的理想、不顾年事已高、不畏万里征程、勇敢地来到革命圣地延安的爱国人士给予极高的礼遇，毛泽东、周恩来等多次接见周素园，亲切交谈，以示关怀。“七?七”事变之后，周素园被任命为八路军高级参议。后因身患疾病，久治不愈，他遂提出回乡工作的想法。毛泽东主席同意了他对未来的打算，亲笔致函慰问。临行前，毛泽东、朱德等特设宴为其饯行，并给他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称周素园为“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尊敬的朋友与革命同志”。第二天，周素园怀着依依不舍之情，告别了患难与共的革命战友，踏上了归程。

     民国27年（1938年），周素园返回了贵阳，出任贵州省府参议员。之后又回故乡毕节埋头读书，从事著述。新中国建立后，年逾七十的他又焕发了政治热情，先后任毕节支前委员会主委、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1958年2月，周素园因病逝世，享年七十九岁。周素园昔日被人称为贵州撰写函件信札的“第一快手”，其一生勤于著述，主要有《贵州民党痛史》、《贵州护国护法两役战史》、《贵州陆军史述要》、《西行回忆录》、《素园文存》、《素园书犊》及《光明日记》。

     资料来源：《明清贵州6000举人》，庞思纯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