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启钤的成功之路
朱启钤是清末民初中国政坛上的一颗明星，亦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他五任北洋政府的交通部长，三任内务部长，代理一任国务总理，是政坛上风云一时的人物。退出政坛后，朱启钤潜心经济、文化及公益事业，创建中兴煤业公司、中兴轮船公司和北戴河海滨公益会，组织创立中国营造学社，在经济、文化等领域，均有不俗之成绩。通过对朱启钤人生历程的研究，笔者认为，朱启钤之所以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取得如此成就，这与其家庭渊源、人生历练及社会关系有着极其重要的原因，这些因素正是其虽历经风浪、遭遇挫折，仍能立于不败之地的原因所在。
家庭渊源
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朱启钤诞生干河南信阳的外祖父家中。其父朱庆墉，是贵州开州（今开阳县）人，秀才出身，时师从贵阳著名才人傅寿彤。傅寿彤系乾嘉年间汉学大师洪亮吉的再传弟子，其博学多才、精于汉学、史志、书法、诗词，是当时贵州在汉学领域能与“西南巨儒”郑珍、莫友芝相提并论的学人。傅寿彤是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进士，成为翰林院庶吉士后，不久从军，投人与捻军的争斗中。由于知兵善战，屡败河南捻军，因此被督师河南的僧格林沁亲王称赞为“文官能习武事”的难得人才。傅寿彤官至河南按察使、布政使，学识渊深，阅历丰富，与政界、学界的顶极人物关系密切，是朝野共知的文武全才。朱、傅两家很有情缘，朱庆墉的父亲朱士熙，亦是傅寿彤之父傅潢的学生。由此可见，两家的渊源甚深。傅潢是贵州学政洪亮吉的高足，汉学底蕴深厚。朱家父子得此名师教诲，可见得益非浅。朱士熙中过举人，当过几任湖南知县，成为朱氏家族由赣入黔后登入仕途的第一人。
朱庆墉天资聪慧，勤奋好学，很受老师器重。傅寿彤为长女梦琼未来的婚事考虑，认为朱庆墉学养俱佳，于是将梦琼许配给他。这样一来，傅、朱两家不仅是世交，而且有了亲缘关系。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朱庆墉返黔参加乡试，试毕，在返回河南的途中，不幸在贵州玉屏县船触滩石
后溺水而亡，时年三十一岁。当时朱启钤年仅三岁，只好与母继续生活在外祖父家中。朱启钤的文化素养，对文物的鉴赏，以及古建筑、古园林、古玩收藏等方面的知识和兴趣，莫不得之于外祖父对他早年的教导。
朱启钤的两个姨丈亦是了不得的人物。当年傅寿彤将次女许配给贵阳诗礼簪缨巨族黄辅辰的孙子、黄彭年之子黄国瑾；将三女许配给湖南善化（今属长沙）人瞿鸿（礻几）。谈到黄辅辰祖孙，亦是贵州名贤。他俩以高尚的人格、出众的才华及卓著的政绩，而赢得了咸同年间朝野的普遍赞誉。湘楚
名人刘蓉评价黄辅辰的操守人格和治政为“立身清廉”、“心术正大，吏事精能”、“论事持大体，务尽纤微，计久远……”中兴名臣曾国藩对黄彭年的才华学识大加称赞，因其是湘人的后代，故誉其为“湘中后来之秀”。二姨丈黄国瑾，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纂
修、会典馆总纂。其旧学研究有素，熟悉中外时务。黄氏祖孙三代均与当时政坛的显赫人物如刘蓉、骆秉章、曾国藩、李鸿章等有过亲密的接触，其学识人格及为国为民的情怀，均给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三姨丈瞿鸿（礻几），进士出身，当过四川学政，官至大学士和军机大臣，是清末政坛上显赫一时的人物。瞿鸿（礻几）是朱启钤步入仕途、崛起政坛的恩人，并对其一生产生了深远影响。
朱启钤的发妻陈光玑，出身于外交官家庭，幼年随养父陈远济出任英国、法国、比利时参赞，十岁后归国。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陈光玑嫁给朱启钤，茶余饭后，闲聊时，常谈一些异国见闻。朱启钤还从岳父遗留下的书籍中，读到不少维新富强的著作，无形中受其影响，从而增加了对西方社会的了解。
自古以来，中国的官僚社会就建筑在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上的。东汉末年，世家大族子弟纷纷被选拔为官吏，进而把持政治。这种现象延续到西晋，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情况，王、谢世家就是典型的例子。到了清代，门阀制度更加巩固。朝廷用人唯凭门第家世，皇族贵胄可为大官大宦，没有显赫家世的庶人，即令你有雄才大略，也只能屈居下僚。朱启钤的祖辈及亲戚有不少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名人，与朝廷重臣关系密切，拥有这样显赫的家世和社会背景，无异于拥有一张进人豪门巨室和官场的“通行证”。凭着这个无形资产，他受人尊敬，被人羡慕，被人视为“圈内人”，而且能够得到上层人士的青睐、信任和升迁。客观地说，朱启钤步入仕途，显赫的家世为其成功之路铺平了道路。
人生历练
人的一生，生活历练、社会实践是其宝贵的财富，每当你步入社会，面对严峻的现实，无疑将检验出你能力的大小、意志是否坚强、心理承受能力如何。每一次的历练，你将获得宝贵的人生经验，指引你牢牢掌握住方向盘，在未来的人生航程中避开惊涛骇浪、急流险滩，驶往成功的港湾。朱启钤丰富的阅历和社会实践，是其开启事业成功大门的“金钥匙”。凭借这把金钥匙，他在相互倾扎的政坛如鱼得水，在波诡云橘的商场游刃有余，在重视才识的学界得到普遍称誉。
朱启钤三岁丧父，寄养外家，深受外祖父教诲，学到了不少有用的知识，锻炼了一些办事才能，加上他天资聪慧，机敏干练，少年时就显现出不俗的才干。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外祖父病故，外祖母指定年方十五岁的朱启钤协助办理丧事。这是他最早的人生历练。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冬，朱启钤随三姨丈瞿鸿（礻几）赴成都出任四川学政。之后的两年中，随瞿鸿（礻几）按试眉嘉、叙庐、重庆、酉阳、忠夔、顺庆、保宁、渔川、龙安等府，以及邓州、雅州、宁远三郡，为其代阅试卷。瞿鸿（礻几）对外侄视如己出，十分关爱，精心培养，大力提携。朱启钤亦对姨丈十分崇敬，时刻追随其左右，连写字都模仿瞿的笔迹。因此被人视为瞿的左右手。由于瞿的帮助，朱启钤先后担任合江盐局、灌口滩救生水军的小差事。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朱启钤与万县盐局总办汪贲之、万县知县吴宝铨一起主持修凿云阳大荡子新滩工程，专门负责有关施工事务。这是他与工程技术发生关系的开端，亦是他以后留心工程营造学渊源之所在。其后，他主持修建津浦铁路、中央公园，拆除北京正阳门与箭楼之间的瓮城月墙，疏通内外城的交通，以及创办中国营造学社，建设北戴河海滨，对古建筑、古园林的研究，其兴趣和实践亦来自于此。
瞿鸿（礻几）对朱启钤的期望甚高，不惜为其捐官。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瞿为外侄以知县衔在上海出口捐局当差，从而使其涉足进出口贸易，熟悉金融商业，以及与洋人和国内民族资本家打交道，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并为其以后经营中兴煤矿公司和创办中兴轮船公司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政治上，朱启钤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物，这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有极大的关系。其一生身处西方列强对中国瓜分豆剖、中国社会发生大变局的年代，历史的际遇把他推到了政治的风口浪尖，使他或亲眼看到清末民初风云变幻政治现实，从而影响到他的思想意识。朱启钤早年受妻子和外来思
想的影响，向往维新变法，加上姨丈瞿鸿（礻几）亲近维新党人，其弟子汪康年、家庭教师唐才常均系维新派重要人物。戊戌变法时，瞿鸿（礻几）一度被慈禧太后黜闲，朱启钤激于义愤和对国家的责任感，“往来吴会，颇复与其邦贤士大夫游，益愤切，喜改革说。”戊戌变法失败后，顽固派大抓维新派人士，
然而朱启钤无所畏惧，“在湘与张邵章、杨笃生、章行严（士钊）私购禁书，交相传习，意气未稍衰。”可见其信念多么坚定。杨笃生留学日本进行反清活动时，朱启钤还捐资赞助其《游学译编》，以示支持。表现对革命党人的支持。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瞿鸿（礻几）东山再起，出任军机大臣兼政务大臣。水涨船高，朱启钤的态度又发生变化。受瞿鸿（礻几）的推荐，他先后出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监督、派办天津习艺所工程、负责督建天津劝业场北京内城巡警厅厅丞、外城巡警厅厅丞及创办京师警察市政这段经历，为其成为营造建筑学家和后来担任北洋政府内务部长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时任邮传部尚书、内阁协理大学士的徐世昌对朱启钤的干才十分欣赏，认为他“稳健干练，事必果行”，于是把他推荐给袁世凯。在得到袁的器重后，朱启钤的思想又发生了变化。自此，他与北洋军阀集团结上不解之缘，并为其竭诚尽忠，奔驰效命。袁世凯是清末崛起的军事强人，随着其势力的日益膨胀，老奸巨滑的慈禧太后已预感到不妙。为了遏制袁世凯，慈禧企图利用元老重臣盛宣怀、岑春煊、瞿鸿（礻几）来与之抗衡。袁世凯是一个工于心计的人，他认为盛、岑不足惧，而身为军机大臣的瞿鸿（礻几）才是自己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如果打倒瞿，就能瓦解其他反袁势力，从而捆住慈禧的手脚，自己就可为所欲为。而拉拢住朱启钤，无异于斩断了瞿的手脚，使其无所作为。
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袁世凯对瞿鸿（礻几）发起了进攻，他以二万两白银的代价买通御史恽毓鼎，出面弹劾瞿鸿（礻几）“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尽管戊戌变法已成为历史，维新派人士已成不了气候，然而慈禧仍对往事耿耿于怀，尤其是瞿门弟子汪康年在《京报》上对朝政的讥评，更令她愤愤不已。慈禧阅完奏稿，愤怒之余，下令将瞿鸿(礻几)革职放归。这场“瞿袁政争”，最终以袁世凯的阴谋得逞而告终。
瞿鸿（礻几）下野后，朱启钤请求开缺（辞职），表明自己与瞿共进退。然而不久又经不起诱惑，被袁世凯拉拢过去，逐渐成了袁的心腹。这件事曾遭到不少人的非议。有人说朱启钤一生善变，善于朝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去变，常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朱启钤涉世甚深，深谙政治斗争的残酷性，更懂得“识时务者为俊杰”的道理，眼看着自己的亲人、恩人瞿鸿（礻几）在与袁世凯的斗争中落败，落到了气数已尽、无力回天的境地，心中自然是痛苦的。然而在朱启钤十分现实，在其的心目中，尽管袁世凯出卖过戊戌变法，让维新派人士的鲜血染红了头上的顶子；尽管袁世凯是自己恩人的仇敌，与自己不共戴天。可是袁世凯权倾一时，手握重兵，天下无人敢与其争锋；与其对抗，无异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可以想象，朱启钤常想这样的问题：“要么与瞿鸿（礻几）一起退出政治舞台，返乡归里，自己不失为有气节、重情义的一缙绅？要么与袁世凯狼狈为奸，一起登上权力的高峰？”但是，对于正当华年十分栈恋权位的朱启钤来说，离开政治舞台，无疑是断送了自己的前程，这是他万难接受的。在袁世凯的一再示好下，朱启钤最终经不住权势的诱惑而“弃瞿投袁”。这恐怕也是其节操的一大污点吧？
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朱启钤经徐世昌奏调，先后任蒙务局督办、邮传部丞参上行走，并兼任津浦铁路北段总办，筹建黄河北段山东滦口黄河桥工（程），一度赴俄、日两国考察农垦事业。由此可见，其仕途更顺利，视野更广阔，前途更光明。朱启钤之所以能得到徐世昌、袁世凯如此信任，这主要与其忠诚干练有关。“瞿袁政争”结束后，朱启钤一直在徐世昌手下工作，追随其左右。由于工作“勤恳”，深受徐的赏识。时人称其为“徐世昌的影子”。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任命朱启钤为津浦铁路督办及交通部总长。民国2年（1913年），朱启钤兼任代理国务总理一职，7月内阁改组，转任内务部总长，进入了自己事业的最高峰。俗话说，名利是一把双刃剑，既能将你推向权力的顶峰，亦可把你钉上历史的耻辱柱。民国4年（1915年）6
月，袁世凯阴谋复辟，想当皇帝，并拟定1916年元旦正式称帝。朱启钤在这次中国人民反对复辟的殊死搏斗中，充当了袁世凯“洪宪皇帝”登基大典筹备主任。如果说朱启钤在“瞿袁政争”“弃瞿投袁”仅是其操守之瑕疵，那么在“洪宪复辟”开历史倒车，与人民为敌，则是自毁名节、断送自己政治生命的不智之举。
袁世凯下台后，朱启钤作为要犯被通缉。之后，冯国璋解除了通缉令，朱启钤当选为国会参议院副议长，但未就职。民国8年（1919年），大总统徐世昌委任朱启钤为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次年他以徐世昌专使的名义赴欧、美、日等地考察，随后淡出政坛。
离开政坛，对朱启钤未必不是件好事。他是一个非同寻常之人。他敢于正视现实，勇于改过自新，善于利用自己的长处去调整自己的人生航向。在失意之余，他很快地走出政治的阴影，毫不留恋地离开了波诡云橘、险象环生的政治舞台，迅速地调整了自己人生的航向，全力投入实业开发和文化事业中，去从事对文物、古建筑和经济领域的研究，使其潜质能够得到充分地发挥，从而使自己成为中国一大实业家、著名的古建筑家和文物收藏家。
社会关系
中国几千年来，社会关系在人的社会生活中占着重要的位置。俗话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社会各阶层以政治观点、利害关系、思想情趣为基础，组成了自己的利益集团和小圈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成了水泼不进，针刺不进社会关系网。
朱启钤一生经历了清末、民国和新中国的建立，与中国近现代的许多风云人物有过亲密的接触，如瞿鸿（礻几）、袁世凯、徐世昌、冯国璋、张作霖、张学良、章士钊，以及新中国总理周恩来等。其阅历丰富，社会关系极为复杂，犹如一张巨网，遍及各阶层、各政党。在他的朋友中，不少人是皇族贵胄、达官显宦、军人政客、巨商大贾、名流学者、维新派和革命党人，而其中一些人与他知交甚厚，一些人与其有利害关系，一些人是其学术活动的合作者。可谓“往来有权贵，谈笑是鸿儒”。在朱启钤一生的成功道路上，这个社会关系网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朱启钤正是凭借这个社会关系网，通过朋友的特殊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等领域左右逢源，为我所用，不断地完善自己、提升自己；同时利用这些特殊关系，在不同的领域中纵横驰骋，展露才华，不断地斩获、建树，使自己的人生多姿多彩。
朱启钤早年凭借瞿鸿（礻几）的提携而步入仕途，通过自己的亲身体检和不懈努力，练就了在官场打拼的过硬本领，并与政界的一些重要人物结了缘。在朱启钤的仕途上，给他最大帮助的除瞿鸿（礻几）外就非徐世昌莫属了。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朱启钤结识了徐世昌，这是其仕途和人生的一大转折点。辛亥革命后，朱启钤的人气指数飙升，相继出任津浦铁路督办、交通部长、代理国务总理、内务部总长，这与袁世凯、徐世昌的特殊关系是分不开的。为了感激知遇之恩，朱启钤不惜冒天下之大不匙，坚定支持袁世凯复辟，结果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
徐世昌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老朋友。民国8年（1919年），徐世昌就任大总统，立即委任朱启钤为南北议和的北方总代表。两年后，徐世昌又以“总统专使”的名义任命朱启钤赴欧、美、日等地考察，可见对其关怀备至。这一次赴欧不仅开阔了朱启钤的视野，还成全了朱启钤与中国共产党的一段交往。
民国10年（1921年），法国巴黎大学授予徐世昌名誉博士。由于政务繁忙，徐世昌派朱启钤为专使，赴法接受学位之事。朱启钤到达法国后，得知中国旅法学生生活艰难，于是捐助国币五万元，直接交给勤工俭学的穷苦学生。收到捐款的学生推举徐特立向朱启钤写信，对他的善举以表谢意。新中国建立后，徐特立为朱启钤在法捐款之事，托章士钊再次向他表示谢意。由于朱启钤与共产党有这段交往，以及他在抗日战争时，保持民族气节，拒绝参加汉奸组织的“维持会”和托病拒绝担任伪职的操守风格。上海解放时，周恩来总理派朱启钤的外孙章文晋将其接到北京。之后，在周恩来总理及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下，朱启钤被安排为中央文史馆员，先后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周恩来总理曾多次登门造访，与其亲切交谈；并为其祝寿；逝世时，还为其安排墓地。由此可见，朱启钤与共产党有一定的机缘和交往的关系。从他的身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宽大包容的“既往不咎，爱国一家”的统战政策。
朱启钤是一个著名的收藏家、文物鉴赏家，对我国古代的丝绸、漆器、园林、几案均有精深的研究。他在文物界、收藏界有不少朋友。而朱启钤创立的“中国营造学社”，就将自己的朋友延伸到学术界，与我国从事古建筑研究的一些学者专家结上了不解之缘。
民国8年（1919年），朱启钤出任南北议和总代表时，在南京图书馆中发现宋代李明仲著的《营造法式》一书，如获至宝，心中立即盟生了抢救我国古代建筑遗产的想法。返回北京后，便与好友陶兰泉、阉霍初、瞿兑之（瞿鸿（礻几）子）共同商议，决定先将其书重印，以广流传。继而成立中国营造学社，以研究中国古建筑为宗旨。为了重续前缘，办好自己多年来未能实现的梦想，活动经费全由朱启钤个人承担，并将北京宝珠子胡同的寓所作为社址。民国19年（1930年），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之资助下，中国营造学社在北京创立。这是我国第一个专门研究古建筑的学术机构。学社设法式（技法、式样）组和文献组，前者由古建筑学家梁思成任主任，后者由刘敦祯教授所主持，成员有瞿宣颖、林徽因、刘士能、陈明达等著名学者。这个学社团结了国内一流的古建筑专家，搜集、整理了大量古建筑文献，并对其进行有系统的研究和编印，出版了我国古建筑专著三十多种。其中，朱启钤亲自校定了宋代李诫所著的《营造法式》，撰写了《贵阳甲秀楼建筑调查纪略》。可以说，朱启钤眼光独到，识见高远，创建中国营造学社，无疑是对中华古建筑文化的传承和贡献。
朱启钤是封建传统文化孕育出的精英分子，是一个与时俱进、自强不息的非常人物。他的成功之路，得助于家庭渊源、人生历练和社会关系，这正体现出中国封建社会官场文化的特色。从朱启钤的人生轨迹中，人们还能得到这样的启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然而“知过能改，善莫大焉”。一个人的可取之处，在于你在人生处于低潮时，不气馁，不沮丧，勇于从错误中汲取教训，然后振作精神，迅速地走出阴影，在新的领域中展露才华，建功立业。这才是正确的人生态度，亦是一个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负责任的襟怀。
资料来源：《明清贵州6000举人》，庞思纯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