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出版集团

     新文学先驱谢六逸

     谢六逸是贵州现代文学的先驱者和代表性人物。从全国范围看，在日本文学研究、西方小说研究和儿童文学研究等领域，他也是与周作人、茅盾、郑振铎等同时的先行者，是文学研究会的中坚之一。他的《日本文学史》和《西洋文学发展史》，都是相关领域的发轫之作。他还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创建人，是新闻、出版界的老前辈。抗战爆发后他回到贵州，任私立大夏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后又兼任贵州大学中文系主任，文通书局编辑所所长，并编有《黔南丛书》，共收明代以后贵州地方文献七十种，为家乡教育、文化、学术事业呕心沥血，于1945年8月8日在贫病交加中去世。茅盾、叶圣陶、郭沫若、郑振铎等人都发表了诗文，“同声一哭”。叶圣陶的悼诗说：“交流百辈春江畔，玉树堂前推谢公；谈说从容抽妙绪，教人宛觉坐春风”。诸人对其人品文品都极推许。这样的人物，天不假年，令贵州文学顿失重镇，令桑梓后辈扼腕痛惜。而先生身后的寂寞更令人感慨——今省政府后的八角岩山垭上尚存其墓，仅有一碑，并无墓主简介，已少有人知晓默默长眠于此的，是一位为贵州新文化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的，穷愁而死的教授。

     在这里我们精选了茅盾先生的作品《忆谢六逸兄》，以表达我们对这位走出大山的贵州文人的尊重和怀念。

     忆谢六逸兄

     茅盾

     两年前，胜利的鞭炮放过以后，紧接着就听到了一些不好的消息，而其中之一便是谢六逸兄在贵阳病故。他没有听到“胜利的鞭炮”，但不知为什么，他逝世的消息传到重庆却已在“胜利”以后。那时我住在乡下，离重庆水路三十华里，长江边的小村，有人戏尊称之曰“中国海军根据地”的唐家沱。

     这是个烦嚣而又寂寞的怪地方。烦嚣——因为这小村的官名是“唐家沱新村”或“唐家沱疏建区”，坐落在江北县境内却又直隶于重庆市管辖，它的若干泥路不但拥有“民生”、“民权”（好像并无民主）、“建国”、“复兴”，乃至“四维”、“五权”等等美名，而且还有全国业已沦陷的各大都市的名号，它的地方的权力者不但有本地的“大爷”，也有外来的“阿拉同乡”，而且既然荣膺了“中国海军根据地”的头衔，当然不会没有“海军”，停泊在“沱”面的几条小军舰不但使这小小的“疏建区”常常出现水兵，也使得这小小的“疏建区”的南京路上出现了福建人开发的菜馆、杂货店和理发铺。真是十足的五方杂居。如果不嫌夸大，那么，耸立在江边的“亚西亚火油厂”内虽然已无滴油，却还有洋人和洋婆子，也够备“华洋杂处”的一格。

     然而这样一个具备了大都市雏形的“疏建区”，却又是异常的寂寞的。这不仅是我这被人家看来十二分“不近人情”的文化人有此感觉，只看当地的其他公民（包括公教人员）整日整夜只好以麻将为惟一的消遣，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这样一个地方，而又当听过了“胜利鞭炮”忽然听出其声空虚的时候，六逸兄逝世的噩耗于是不但使我悲哀使我忆旧，确也引起了我的无法排遣的怅惘与寂寞。

     而且我又记起最后一次和六逸兄遇见。匆匆数十分钟的谈话，留在我记忆中永远那么浓而至今亦未见褪色的，是这样一个感想：六逸老了，六逸衰且惫了，六逸心境空虚而且寂寞。那次的遇见是在贵阳，太平洋战争的第二年，这小小的山城正喧嚣着各式各样争名逐利的风云人物的声浪，这是六逸的家乡，抗战以后，六逸在这山城的故乡一连住了七个年头了，那时他兼五六种职务，——教书，坐办公桌，每天排定的时间，那么紧，几乎连吃饭抽烟的悠闲也被剥夺了，他够忙，然而他的心境空虚而且寂寞。

     那时我忽然有了这一个感想：贵阳如果可算是缩小的中国，那么，唐家沱倒像是缩小的贵阳。于是对于六逸的空虚寂寞的心境，我自以为能够了解了——虽然和他最后遇见那一次我正从桂林去重庆，我还不知道离重庆三十华里的长江边上有一个唐家沱，更不用说它之有如贵阳的缩影了。

     第一次和六逸见面，少说也有二十年了，日子记不真，总而言之也是夏天，他从日本回到了上海。地点大概是在郑振铎兄的寓所，那时铎兄还没有结婚，他和另外几个朋友同借了一所比较宽大而不是弄堂房子式的小洋房，一进门便有一种上等公寓的感觉。六逸从日本来了，便不打算回去，铎兄却正在设法留他在上海住下。在这一类事上，振铎兄的组织天才向来是朋辈所钦佩的，六逸留下来了，而且一住十多年，直到抗战为止。这十多年中，六逸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中作过“无名英雄”，也教过书，编过刊物，最后几年则在复旦大学。当他还在“商务”的时候，我们见面的机会多，我们给他上个尊号：“贵州督军”。尊号何以必称“督军”，但凡见过六逸而领略到他那沉着庄严的仪表的，总该可以索解；至于“督军”而必曰“贵州”，一则因为他是贵州人，二则我们认为六逸倘回家乡去，还不是数一数二的人物，“至少该当个把督军”。那时谁也料不到，十年后这位“督军”被日本侵略的炮火逼回了家乡，一住七年，却弄得几乎穷无立锥之地！

     在上海最后一次和六逸见面（也许这不是事实上的最后一次，但在我记忆中印象最深的，这是最后一次），是在“七?七”的上年，《国民周报》发刊的时候。也许现在很少人记得这刊物了，但在那时的低气压中，这“无奇不有”的刊物是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应当记得，这刊物之出现，正在《新生》、《永生》连续被禁，爱国有罪的时期。以广泛的读者阶层为对象的进步的综合性的刊物，在当时成为迫切的需要。但主编的人物颇难其选，于是在这一类事上常常表现其卓特的组织天才的又一朋友——胡愈之兄，把沉着持重的“贵州督军”拉出来了。那一个可纪念的晚上，大概是在饭店弄堂的一家小馆子，用“无奇不有”这四个字来形象了这刊物的“以广泛读者阶层”为争取对象的，是六逸兄的隽语。那时叫了几样下酒的菜，其中一样是“海瓜子”，也是六逸点的。

     后来是“七?七”，“八一三”，淞沪战争，上海弃守，一连串的大事，朋友们纷纷走内地，六逸也带了他颇大的一家人取道香港回老家去了。他在香港换船那一天，我也刚刚从上海到了香港。离家二十年的游子却在这烽火漫天的时期，和太太以及大群儿女回到了家乡，该有点说不出的甜酸苦辣吧？但是那时的六逸兄和所有往内地去的朋友们一样抱着一种“理想”——也许只能说是“憧憬”，不问怎的，精神上总是昂扬的，这和七年以后，敌骑直陷独山，贵阳大恐慌，拖着一家人又不得不想到如何逃难的六逸的心境，该是如何的不同啊。而特别是：在故乡一住七年的六逸只饱尝了空虚和寂寞。

     太平洋战争之第二年，我从桂林赴重庆，路过贵阳，寓“贵阳招待所”。预计在贵阳有三四天的逗留，我便计划着找几位多年不见面的朋友谈谈。第一位我就找了六逸。我知道他那时担任了文通书局的总编辑，便到“文通”去看他，哪知扑了一场空，只好留下名片和寓所。从“文通”那边，我才知六逸兼职五六个之多，每天奔跑于马路上的时间少说也有三个小时。于是我就想到六逸的经济情形不见得好。六逸的个性我知道一点，他不大喜欢多兜揽；如果不是为了增加收人，他不会兼职如此之多的。那天下午，六逸到“招待所”来看我了。乍一见面，我就觉得这位老朋友“搁浅”在贵阳的六七年间实在弄得身心交疲了。丰腆尚如旧日，然而眉宇之间那股消沉抑抱之态却不时流露于不知不觉。略谈了从桂林到贵阳的路上情形以后，他有意无意地说道：“刚才进来的时候，宪兵盘查的很认真呢！”

     “想来这是例行公事。”我不经意地回答，“因为这是贵阳独一无二的贵族化的旅馆。”

     “不然。一向没有宪兵。”口气表示了他很注意这一点小事。

     于是我也记了起来：是有一名或两名宪兵经常徘徊于“招待所”的“新楼”的进出口——“招待所”的房屋有新旧两部，“新楼”是完全西式的，最贵族化的房间，我就住“新楼”；但同时我也悟到何以加了宪兵的原因：

     “招待所新楼里还有几位贵宾，广东省的军政大员，宪兵大概是保护他们的。”

     六逸笑了，第一次用轻松而幽默的口气说：“哦，这就差不多了，可是刚才我还以为是来‘保护’你的呢！”

     “从金城江上车后，当真发现了有人在‘保护’我，不过那是不穿制服的。”

     我也笑着回答。

     渐渐谈到了几年来各人的生活：六逸对于我的动荡多变，东西南北的生活似乎有点兴趣，却叹了口气说他自己道：“在贵阳一住七年，寂寞得很；可是也没法子动呀，孩子们又多又年纪小。”突然他提出一个问题：

     “你看还有几年？”

     “几年么？”我知道他问的是战事，“总该快了。”

     “两三年还可以拖拖，再多真有点吃不消了。”他的口气很认真而且充满了忧虑。

     “各人的看法不同。譬如住在上海的人估量起来天快亮了，而我们在桂林的则以为这时还刚刚过了半夜，甚至于是刚刚到了半夜而已。我也是往长处看的。”

     六逸叹了口气，不做声；可是我知道他也是“往长处看的”，正惟其他觉得抗战不是三五年所能了结，而物价却天天高涨，所以他有拖不下去的优虑。

     “如果仗打完了，你回不回上海？”我改变了话题。

     “当然回上海！”

     他这样坚决肯定的回答使我惊异。但是我立刻了解了：他虽然是贵阳人，但他在贵阳无异是作客——不，有些外乡人却比他更能适应环境。

     初回贵阳的时候，六逸本有一番抱负。他并无空想，而且他在战前几乎拿定主意要老死于上海，足证他对于他的故乡了解得如何深刻，而在不得不回故乡以后终于又有了一些抱负，则因他觉得到底是在抗战了，抗战应当使最顽强的冰原也起些变化。变化也终于发生了，但却是不利于真正想为国家民族——小而言之是故乡做点事的人。于是六逸不能不碰壁，不能不受猜疑，尚幸他是贵阳人，所以还能在几个学校里兼几点钟课，实是靠卖命养活了一家人。

     在贵阳那一次的会见，遂成永诀，是我当时所万万想不到的。我那时觉得贵阳那种喧嚣而又寂寞的环境会把六逸闷死，便劝他迁地为宜，但是我这也是白说。拖了一大堆孩子，赚一天吃一天的人，在那抗战时代，要迁地，真是谈何容易！

     当六逸的不幸消息传到重庆以后，很多朋友以为他是工作太重而死了的，我却觉得工作太重只是一因，但还不是主因：厌恶那环境，又不能脱离那环境，柴米油盐之外，还有莫明其妙怄气的事天天来打扰，这样抑挹愁烦的心境才是损害他健康的最主要的原因。六逸不是喜欢自我表现的人，他不谈个人的私事，然而我的猜度敢说是绝对正确的。

     六逸在上海的时候除了教书只有一样嗜好——日本古代文学。不幸而生当这翻天覆地的大时代，当一名教授养不活家，于是不得不兼职，不得不花时间精力于粉笔，黑板，办公桌，不幸而他又“书呆气”太重，在贵阳那样一个投机活跃的市场，他却在喊生活无路，当他的学生们有好多已经飞黄腾达而他却有所不为，——这就是他“活该”抑挹以死的全部“罪状”！

     如果六逸活到今天，大概他仍然不能展颜一笑的，而他的研究日本古代文学的志愿大概也仍然为了衣食奔忙而不能达到。那么，说一句无可奈何的话，死也是安息吧？但贵阳一夕之谈，如犹在耳，我不能不为六逸愤慨。值兹两周年纪念，聊记梗概以志永念。至于他对于文学上的贡献将来有机会再为论列吧。

     [选自《茅盾散文特写集》]

     资料来源：钱理群、戴明贤、封孝伦著《贵州读本》，贵州教育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

     网络上关于“谢六逸”介绍的部分网址：

     （1）百度百科——“谢六逸”

     http://baike.baidu.com/view/340603.htm

     （2）e京网、汕头第一网——谢六逸佚话

     http://www.ezeem.com/forum/read.asp?id=1404&no=9617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