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的桥文化
贵州地处我国西南云贵高原的东侧，属亚热带东亚大陆，海拔较高，纬度较低，离海较近。地势由西向东倾斜，沟壑纵横，雨水充沛。高原、丘原、山原、山谷和丘陵占全省总面积的97%。山多谷多，雨多河多，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独具特色的多民族文化，为造就丰富多彩的贵州桥梁文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古代桥梁，既是古代工程技术的成果，又是历史文化的载体，它们大多是集历史、科学、艺术三大文物价值于一身的实物，是历史文物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贵州的许多古桥，或因历史悠久，或因工艺独特，或与重大历史事件有关，或与著名历史人物结缘，具有重要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黎平地坪风雨桥，已跻身于全国重点文物保一护单位的行列。修文娱蛤桥、大方大渡河桥、黄平重安江铁索桥、关岭和贞丰间的花江铁索桥及修文索桥、遵义普济桥、都匀百子桥等均系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这许许多多的古桥，除了它们的工程结构和实用价值之外，往往与历史文化、历史故事相结合，与风景名胜和文物古迹相结合，丰富了它们的内容。
贵州是我国一个多民族的省份，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主要有苗族、布依族和侗族等，他们的祖先曾长期居住于滨湖或沿海地区，由于历史的原因，辗转迁徙到了贵州山区。但他们仍然顽强地继承了遇水架桥的优良传统，并将早期形成的桥梁观念与民俗活动、民间文学、音乐舞蹈、民族节日、历史文献、地名称谓、摩崖石刻诸多方面相结合，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贵州桥文化。
在美不胜收的贵州古今桥梁中，有历史悠久的古代桥梁，有工艺独特的山地桥梁，有功能奇特的民间桥梁，有结构先进、科学技术很高的现代桥梁。它们都大大丰富了贵州桥文化的内容，展现了贵州古今造桥工程技术与艺术的辉煌成就，是一份宝贵的遗产。
（一）民间文学艺术中的贵州桥文化
“桥”，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看待，既有有形的又有无形的。其中有形者，既有实用性的又有象征性的。民间文学艺术中的“桥”，几乎都是无形的；即便是有形者也无实际交通功能，只不过是桥文化的一种存在形式而已。
民间文学艺术中的桥文化，包括民间文学中的桥、民间工艺品中的桥、民间戏剧中的桥、音乐中的桥和情歌中的桥。
民间文学中的桥，在叙事长诗与神话传说中屡屡提到，最著名者首推《苗族史诗》。该诗序歌，开宗明义，向人详述雄讲老公公，架桥生了诺公公，养了诺婆婆；同样通过架桥，又生了榜香由、神寅和香两诸位神人。从此以往，世上才有人类。
阿娇与金丹，是苗族神话传说中的一对情侣，在提及他俩出生时，苗诗咏道：“要架桥，山神才送阿娇来；要架桥，天神才送金丹来。”总之，架桥是诞生人类的必要条件。
那么，桥又是谁架的？究竟是先有桥后有人，还是先有人后有桥？谁也说不清楚。正因如此，桥与人的关系就像鸡与蛋的关系一样，难以分清先后。此乃说明，人与桥都是祖先的一部分。桥在人类发展史上具有多么重要的地位，由此可想而知。
民间工艺品中的桥，大量出现在蜡染、刺绣、编织、剪纸等民族民间工艺品上。不过，工艺品中的桥不完全是写实的，比如苗族、水族蜡染被面上的桥，多用一种人称“草鞋虫”的图案来表示。民间相传，这种虫子在苗族先人迁徙过程中，曾助先人过河，对人有救命之恩。将其绘制于蜡染被面上，可保一生平安。若将此种被面当作结婚用品赠予新娘，新婚夫妇可早生贵子。民俗认为，桥不仅是送子之神，还是保健之神。因此之故，背带上多绣桥梁图案。据称如此，可保幼儿健康成长。此俗原本流行于苗族地区，后来，部分水族村民与苗族交错杂居，逐步吸收此说，也同苗族一样制作、使用起“草鞋虫”图案蜡染被面来。此举说明，民间文学艺术中的桥文化，在不同民族之间，是可以彼此影响的。
民间工艺品中的桥，在木雕、石雕上屡见不鲜。贵州高原的许多古建筑，常在寺庙、会馆、祭祠的戏楼上雕刻山水、人物等图案，而且许多此类图案配以小桥流水，生意盎然，为古建筑增色不少。在石栏板上也多刻有石拱桥、风雨桥等图案。有些桥梁图案系匠人随意创作，多姿多彩，大大丰富了桥文化的内容。近些年来，匠人们在维修古建筑时，将诸如黎平地坪风雨桥之类侗寨风雨桥雕刻于门窗上，无意中将后来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地坪风雨桥。变成了备受青睐的的常用图谱。
在贵州民间，有些雕刻极为简单，但其价值却不可小视。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的雷山县郎德上寨古建筑群，普遍于吊脚楼的封檐板上雕刻“封檐桥”。村民认为，从前老祖宗住在“左洞庭，右彭蠢”的时候，都要先过桥才能到家。后来迁到贵州，环境有了变化，不再过桥进屋了。为了不忘祖先的居住环境和居住方式，一代代将桥刻在封檐板上。
民间戏剧，特别是人称“活化石”的傩戏，最为重视桥梁作用，为此，还傩愿中专设“开坛架桥”一节，以恭迎五方神仙降临神坛。其他剧种，以桥为题材或戏中有桥的剧目比比皆是。
音乐中的桥，尤其是民歌中的桥，更是屡见不鲜。在侗族情歌中，刻意将恋爱场所、爱情象征乃至婚姻结晶统统誉为“乐阳桥”。相传“乐阳”本为“落阳”，是太阳落坡时出生的一位男婴的名字。由于当年河上没有桥，过河民众从早到晚等到夕阳西下时才得以摆渡，故其母生他时险些出事。人们为他取名“落阳”，并在神仙帮助下建起了一座石拱桥——“落阳桥”。“落阳”及其后代，利用石桥沟通往来，男女青年通过“赶桥”对歌，喜结连理，其乐融融。不知什么时候，“落阳桥”变成了“乐阳桥”。
（二）民族节日中的贵州桥文化
民族节日，总体看来属于无形文化遗产范畴，但节日活动场所却是实实在在的。许多节日活动即在桥上举行，人们称之为“赶桥”。布依族的“赶桥”活动特别热烈，这与布依族住地有关。民谚说：“高山苗，水仲家（布依族的旧称），仡佬住在岩旮旯。”住在水边的布依族村民，为了生产、生活的需要，不得不在交错纵横的水网之上架桥。桥既方便生产与生活，自然也为青年男女社交提供了场所。于是，“赶桥”活动应运而生。
研究一个地方、一个民族的历史，除充分利用文献资料外，还要利用考古学资料，诸如出土文物和各种化石之类。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族节日所反映的历史现象，具有“活化石”作用。民族节日的文化内涵，跟考古发掘一样，也有或隐或现的“地层”关系。例如贵定、龙里、福泉一带苗族的“杀鱼节”，再现远古时代共同劳动、共同享用的渔猎生活。是日，居住于南明河下游清水江畔的苗族男子手执鱼叉，吆喝喧天，集体下河杀鱼，并将渔物交给妇女们在外野炊。又如台江、凯里、施秉一带苗族的“吃姊妹饭”和平塘、罗甸、惠水一带苗族、布依族的“玩姨妈坡”，反映母系氏族社会的家庭婚姻关系。在过“姊妹节”时，姐妹们除自备些鸡、鸭、肉、蛋和糯米饭外，还可随意在任何人家的水田里捉鱼聚餐。在一些祭祀性的民族节日活动中，将祭品摆在地上，不用桌子，徒手抓吃，再现历史上所曾有过的生活方式。民族节日犹如一部无形史书，对研究民族史特别是研究那些没有文字而汉文记载又不太多的民族的历史具有极为重要的文物价值。
民族节日中的桥文化所具有的文物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许多节日活动场所都与桥梁建筑有关，甚至即在桥上或桥头开展各种节日活动；二、许多节日活动都与修建桥梁、维护桥梁、祭祀桥梁等民俗事象有关，甚至即为修桥、祭桥而举办，如“架桥节”、“晾桥节”、“祭桥节”，等等；三、许多节日用品，包括祭祀对象和祭祀用品，都以桥梁形式来体现，使二者统一于桥梁建筑中，比如二月初二过春社节，架设“求子桥”，其桥既是祭祀用品又是祭祀对象，两者合而为一。
将桥梁作为节日活动场所者，主要有关岭、晴隆间的盘江桥，长顺境内的古羊桥，惠水境内的董朗桥，等等。许多古桥即因历为节日活动场所，具有重要文物价值而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一切新建的桥梁，虽无多大文物价值，但对人们了解节日中的桥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比如惠水境内、涟江之上的董朗大桥，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鸿工修建的，是座地地道道的现代桥梁。但桥刚落成便于当年“六月六”开始了有数万布依族群众参加的“赶桥”活动。为给赶桥的青年男女提供饮食方便，不仅是布依族村民，就连附近的汉族村民乃至城镇商人，也都纷纷将各种民族风味食品带到桥头贩卖。还有一些人，甚至将与节日活动关系不大的农副产品也运到桥头出售。于是，“赶桥”变成了“赶场”。果然，后来即出现了一个新的集市贸易点—董朗场。这是由节日中的桥文化发展成物资交流活动的典型实例。
节日中的架桥、祭桥行为以及人们对架桥、祭桥行为所持有的传统理念，看上去颇为幼稚，像是“迷信”，实则是社会生产、社会生活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反映。比如争相架桥，而且谁家架设的桥梁只能由自家维修，他人不能代劳，以为如此可确保桥主福寿康宁，实际是鼓励人们踊跃架桥，以利生产与生活。
节日活动多在农闲时间进行。节日架桥几乎都选二月初二。“二月二龙抬头”，是日架桥祭龙，据说洪水不会冲桥，实则农历二月初尚未进人农忙季节，而春节活动又已结束，该抓紧时间修桥铺路，筹备春耕春播了。如若不然，到了农忙时节就顾不上修桥铺路之类公共事业了。而如果桥路不畅，又势必影响生产。利用大忙之前的二月初二建桥、护桥、祭桥，起到了动员春耕生产的作用。节日中的桥文化有利于农业生产的进行，这就是它长盛不衰的真正原因。
节日与桥的关系，实际是人类与桥梁的关系，审视节日中的桥文化，不难看出，桥梁建筑的存在，极大地丰富了节日文化的内容。反过来，数以千计的民族节日，又为桥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使贵州桥文化显得益加辉煌。
在贵州，数量最多的是“求子桥”、“祈寿桥”、“保爷桥”之类小型建筑物。而这些被称为“阴桥”的特殊桥梁，几乎都是节日活动的产物。这是贵州桥文化的一大特点。
（三）历史文献中的贵州桥文化
历史文献，浩如烟海，内中不乏有关桥梁建筑的记载。要想全面认识贵州高原的桥文化，绝对不能忽视历史文献的重要作用。
“记载”方式有多种，文章体裁各不同，常见的有地方史志、修建碑记、散文游记、诗词歌赋、匾对桥联等等。此外，还有碑刻拓片、实桥写生、回忆画作。比如邹一桂《山水观我》图册中的许多贵州古桥，即是他离开贵州后回忆追画的。而《徐霞客游记》，对贵州古桥亦有精彩记载。
桥梁建筑，无论木桥、石桥，由于种种原因，难免屡建屡毁。主要是自然原因，同时也有人为因素。从建桥碑记得知，位于毕节、赫章间的七星桥，自明永乐十四年（1416年）始建以来，历经沧桑，几多变故，让人深深感到，历史文献在桥文化中具有多么重要的地位。
七星桥，原名应星桥，地处军事要隘七星关。古代从毕节经乌撒（今威宁）至云南，必经七星关。据文献记载，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征南将军傅友德“城乌撒，得七星关以通毕节”。其后在此建关，派驻重兵把守。关口刻有“黔服雄关”和“汉诸葛武侯祀七星处”等摩崖。永乐十四年（1416年）曾在七星关修建“应星桥”，建桥摩崖碑记迄今犹存：“夫惟山水者蜀也。蜀之西南关之雄险者七星也。七星之城，成于山巅。四壁悬崖，摩空屹立，中有七山列秀，若蛇蟠兔走之形，凤飞云屯之势。下临长江，石道盘旋而上，曲屈如北斗焉。昔诸葛驻师七营于兹，故号其名也。关河之渡应星桥也。竹蔑为缆，排船为桥，以通滇南之要冲。其如春和景明，波澜未兴，风清月白，如练如鉴，络绎从步，悠悠而乐也；其或阴云不开，骤雨经日，山高江狭，洪流暴至，惊涛拍空，怒浪吼雷，则必解缆拆桥；以避水势。或有释驰飞报者尚阻其行，趋公务而役于工者悉违其期。于是，御关武略朱公曰：我受国恩，分守兹土，岂不立法以便经行乎？莫若以铁代竹，连环为锁，铸双柱立于两岸之石，横缆于中，分索持航，布船为梁，奚畏江涨洪涛之险，实为久长之计乎。”旋即“鸿工立炉，冶造铁缆贰拾伍丈，斤重壹仟贰佰；铁柱贰，重陆佰；铁分索柒，各佰斤。侯又亲率健卒登山伐木，造船伍艘，不叁月而功成。以永乐拾肆年捌月拾肆日巳时举缆横江，系于双柱，移时桥完，江面如履平地焉。”
有许多这样的情形：古代修建的桥梁，前后变化很大，虽然依旧有桥，但已今非昔比；更为令人惋惜的是，许多古桥早已不存，只能凭借建桥碑记和有关文献记载，后人才得以知晓过去时代的桥梁信息。比如地处湘黔交界、丘陵地区的玉屏侗族自治县，据文献记载，曾建有170多座桥。该县拥有大小河流36条，其中流域面积在20平方千米以上者19条。由于河网密度较大，加上侗族人民又有架桥修路的优良传统，故桥梁建筑比比皆是。但受自然和人为的多种因素，屡建屡毁，今昔不一，欲知史上情况，不得不借助于历史文献。
有些建桥碑记，史书缺乏记载，但同样可称“历史文献”，无非介质不同罢了。彝文建桥碑记的历史文献价值，不仅在桥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民族典籍中也是十分珍贵的。
桥联所在多有，堪称桥文化的点睛之笔。许多桥联出自名家之手，大大丰富了贵州古桥的文化内涵。
（四）贵州省桥文化实例简介
郎德寨的桥文化
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郎德上寨，拥有各种各样的独木桥、马凳桥、板凳桥、风雨桥、汀步桥、石板桥、石拱桥、楼梯桥、木仓桥、封檐桥、求子桥、祈寿桥、保爷桥、赎魂桥、扫寨桥等数百座，堪称苗岭山区的桥梁博物馆。
郎德村民之所以酷爱架桥，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悠久的传统民俗关系极大。郎德地处雷公山麓，、丹江河畔，森林覆盖率高达75%。寨后郁郁葱葱，村前流水淙淙，数十眼山泉潺潺进人山寨，切出条条壑沟，形成若干溪流。村多泉多，沟多溪多，桥梁建筑自然多。最早住在“左洞庭，右彭蠢”水乡泽国的苗族先民，辗转迁居苗岭山区后，仍然保留“遇水架桥”的优良传统。甚至将架桥观念引申到求子祈寿、消灾祛祸等民俗事象中，演绎出丰富多彩的桥文化。
（1）独木桥
郎德寨的独木桥是一种最为简单的原始桥梁，即在小沟小溪和枯水季节的小河上平铺一棵原木便成。但有一点必须注意，砍伐以后其蔸不能生发的树木最好别用。民俗认为，杉树、枫香之类，砍后尚能生发，象征生生不息，是修桥铺路的首选树种。
（2）汀步桥
汀步桥民间称之为跳磴。最为简便的跳磴是在河中放置几块石头。讲究一点的，稍对踏石加以修理，使其稳固平实。汀步桥与独木桥一样，常受河水变化的影响，需要不断架设，很少有一成不变的。
（3）马凳桥
在河面较宽的寨前“望丰河”上，村民需在河中放置若干架马凳，凳上架设若干块木板，才能到达彼岸。以3根原木支撑形成的马凳，是此类桥梁的基础，故习称此类桥梁为“马凳桥”。“马头”顺水，“马尾”迎水，作昂首面向下游状。下游即为东方。苗俗认为，东方是先祖世居之地，昂首向东，吉祥如意。
（4）板凳桥
板凳桥与马凳桥有些相似。不同之处在于，桥墩由类似凳脚的若干原木构成，其上横铺木板，形似巨型长凳。其凳脚多少经常有变。板凳桥与马凳桥的寿命一般比独木桥、汀步桥稍长，不遇特大洪水，能用三五年乃至七年。一旦山洪暴发，很难躲过浩劫。为防洪水将桥全部冲走，通常用葛藤、蔑条之类绳索将桥的某些重要部件拴住，以便洪水过后重新架设。
（5）石板桥
在小沟小溪上多架石板桥。其桥高低、长短，概由溪沟所在位置而定，一般长宽高均超不过3米。有的就是1块石板横置于溪沟上。按当地民俗，要么铺1块，要么铺3块，很少铺两块或4块。村民认为，单数比双数吉利，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也都认为单数为阳数，双数为阴数。活人自然喜欢用阳数。．
（6）石拱桥
石拱桥的跨度比石板桥稍大一些。通常架在水流较大的山溪上。也有架在门前小沟之上者。石拱桥的工艺比较讲究。拱券及桥面多用鹅卵石，且刻意砌成人字形。可村民不叫“人字形”，而叫“鱼骨头”。他们认为，鱼是吉祥物。但与汉族不同，并非“年年有余”之意，而是多子多孙的象征。母鱼多产，繁殖迅速，这在古代，备受青睐，实为生殖崇拜的一种表现。
(7)风雨桥
郎德风雨桥，曾是咸同年间民族英雄杨大六（苗民陈腊略）率领村民抗御清军的战场，故被誉为“御清桥”和“杨大六桥”。一百多年来，此桥历经变迁，一度付诸缺如，幸得改革开放，保护民族村寨，“打开山门迎远客，走出山门闯世界”，郎德成了遐迩闻名的“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和全国百座特色博物馆之一，村民在有关部门支持下，于20世纪90年代修复了雄伟壮观的杨大六风雨桥。如今杨大六桥不仅是望丰河上的交通设施，每逢月明星稀之夜，还是青年男女“游方”交友的活动场所。
（8）楼梯桥
郎德上寨的苗族民居，多是杆栏式吊脚楼。自元末明初建寨以来，一直保留古代树居（亦称巢居）的遗风。凡是吊脚楼民居，通常四榀三间，上下三层，畜关楼下，人居楼上。不少吊脚楼民居，借助梯桥，登楼入室。二楼明间为堂屋，外廊安装美人靠，具有典型的苗寨风格。有的人家，于靠山一侧架设梯桥登上三楼。三楼存放粮食，抽掉梯桥，无从登楼，如此一来，可保粮食之安全。
（9）木仓桥
聚族而居的郎德上寨，仍然保留远古时代集体贮粮的遗风，围绕寨中鱼塘修建粮仓。粮仓也是木结构吊脚楼，楼上贮粮，楼下堆放柴禾、草木灰和牛粪之类。粮仓靠山一侧，通常稍比路高，搭一梯桥，借以上下。粮仓很少上锁，只需将梯桥抽至仓楼上，即可确保仓库的安全。在这里，梯桥的作用相当于钥匙。
（10）封檐桥
民居建筑装修亦包含着桥文化。古代苗族先民住在滨湖地区，有些民居即建在水上，登堂入室均需用桥。后来迁居苗岭山区，此类桥梁便失去了作用。为了不忘远祖的居住方式，人们将桥刻在封檐板上。如今郎德上寨许多人家的封檐板，为刻工考究的微型石拱桥。附近汉族民居的封檐板则为半只蝙蝠，以其作为“福到”的象征。苗族民俗认为，桥与福同样重要。甚至认为，桥比福更重要。有了桥，不仅能添福添寿，而且能防患一切。
（11）求子桥
郎德村民认为，人从另外一个世界来到人间，都是从桥上过来的。因此之故，婚后多年不育，或者有女无子，需在苗巫指点下，架设求子桥。
求子桥可架在室外溪沟上，亦可架在吊脚楼的中柱旁。室外架设求子桥，与别的民族大同小异，而在室内架设求子桥则别有一番情趣。其作法是，由巫师从山上挖来两棵连根竹，栽在堂屋中柱旁，根部堆放泥土，做成水塘形状，然后将纸花缠绕的几根竹签，弯于水塘之上，便成了“求子桥”。在架桥过程中，要请12位上有父母、下有儿女的“全福人”参祭，并共同酒肉一番。以为如此，可求如愿。
（12）祈寿桥
如果孩子体弱多病，或者家人久病不愈，同样可请巫师和“全福人”在吊脚楼东边中柱旁，或东次间的中柱旁，栽花竹、种花树，花竹、花树根部架设祈寿桥。将桥架在向东一侧，据称可获祖先保佑。苗族村民历来认为，其祖从东方迁来的，只有面向东方祈祖，才能如愿以偿。
(13）保爷桥
求子桥、祈寿桥，只是为个人，而保爷桥则可保佑全家。有些保爷桥，是从求子桥、祈寿桥演变而来的。即原先只保个人，后来此人成家立业，繁衍后代，那桥便成为一家人甚至几家人的保爷桥了。
架在室外的保爷桥，只能由桥的拥有者祭祀和维修。架在室内的保爷桥，若为男性而架，长大分家，则需拆走；若为女性而架，长大嫁人，则需随其出嫁。如果身体健康，经过巫师测定，亦可不再架设，只需举行一定仪式，便可将桥送回东方。
(14）赎魂桥
郎德村民认为，人死之后，家人的灵魂跟着死者离家远走了。据说是死者舍不得离开家人，将家人的灵魂带走的。也有人说，是家人舍不得离开死者，其灵魂主动跟死者出走的。他们说，每个人都有3个魂，1个在家里，1个在阴间，1个在祖先墓地，缺一不可。如果在家的这个灵魂离开了家，得请巫师赎回来。赎魂仪式中需架“赎魂桥”。其桥以木凳架成，作法是将板凳中的一条腿插在米碗上，如稳立不倒，证明家人安然无恙，否则以为不吉。
（15）扫寨桥
对于祖祖辈辈居住在木结构吊脚楼上的苗族村民来说，“火神”既让人亲近又令人生畏。人们历来认为，在形形色色的鬼神中，火神威力最大，地位最高，要架设17级天桥才能找到火神。火神有好有坏。好者为神，坏者为鬼。每年农历十月过完苗年后，必于冬月第一个龙日扫火星。是日一早，举寨开展大扫除，将一切废弃物统统清除烧掉，并推举17位“全福人”在巫师率领下举行仪式，用土碗作墩架桥，请火神前来受用。而后由一位属龙的人肩挑漂着浮萍的扫寨水逐家逐户淋火塘、浇炉灶，称之为“扫寨”。仪式结束后将用稻草、棕片扎成的火鬼投入河中，让其回到遥远的东方去。村民认为，一切都是从东方随其祖先迁来的，火鬼也不例外。只有将可能引起火灾的火鬼逐回东方去，才得保证“火不烧寨，水不冲田，家家打谷一百二十仓，从活到一百二十年。”
资料来源：《贵州的桥》，吴正光 娄清 杨信主编，贵州科技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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